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是旁观者。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两者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制约的体系，取长补短。
笔者正是出于对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此的理解，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今后的走向。文章追溯此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党章和国家宪法文本中的体现。一方面，道德理念为整个体系提供了前瞻性的维度，与缺乏前瞻性的简单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不同。如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需要设想、创建可以长期持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万世之法的正义体系。西方19世纪的汉学大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其影响深远的大作中把其称作帝国儒家主义（imperial Confucianism，Legge，1877-1878）。
在其实际运作中，古典正统长期与法律实用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交织并存、拉锯。阐释其与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主流的不同，由此来勾勒一个实质理性的正义体系传统。不准离婚还会使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加大投入，因为他/她事先得到了一种安全投资的保证：自己的投入不会因离婚被剥夺，不会因某个第三者插足而丧失。
至少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婚姻也是建立一个基本社会生产单位的方式。离婚的发生是诸多社会因素（例如人员的流动性等等）的产物，并不仅仅是情感因素。我们的社会存在限制了我们。但是这个人们是谁？恐怕是希拉里（们），而不会是克林顿（们）吧？而且，从广泛流传并因此显示其颇得人心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以及少年夫妻（性）老来伴（亲情）的说法，都表明爱情、性与婚姻并不相等。
当然，不许离婚对特定妇女的保护未必很好，也并非总是有效。结果可能是，夫妻都不在家庭生活中大胆投入，无论是财力还是情感，总是相互提防，总担心自己的投入会不会被某个不期而至的第三者剥夺和享用。
不仅至今一些阿拉伯国家仍采取多妻制。即使有这样一个体系，也难免执行难。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电气化。在当代中国，随着可以预见的人员流动性增加，执行难的问题必定会日益突出。
我们无法不赞叹这种以人的生物性因素为基础的、从人类非有意活动中生发出来的自然秩序。从可能性上看，出生之前或之后的养育未必要父母共同提供（例如有借腹怀孕和领养）。第三，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的婚姻制度，因此还必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作一个判断。在农耕和狩猎社会中，妇女的生理特点使她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很难与其他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生存竞争，她们行动不便，容易受到伤害，需要他人的保护和支持。
但是，如果睁眼看一看，就可以发现，爱情和婚姻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总是不能统一。当然，有时，这些问题也不是问题，如果财产简单明确，没有孩子，双方都有工作等等。
似乎是，基于性的爱情引发了个体的结合，也就引出了作为制度的婚姻。没有结婚这道法定或习俗的仪式和手续，并没有限制同居男女之间情感和性的交流和获得。
人们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绕过婚姻制度获得性的满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从历史的眼光语境化地理解先前婚姻制度的优劣利弊，而不是从今天的自我道德优越审视历史，把复杂的历史问题作一种道德化处理。即使可能，一般也都是同一个更为年长的男子结婚，更多是照顾了年长男子。四 这个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避孕的简便和医疗的进步使妇女不再为频繁的生育或怀孕所累。事实上，每个人最终都只能从自己的感受出发，都无法真正体会他人的感受和判断。
——引者）的主要经济后果就是离异女性及其子女的系统性贫寒化。只要看一看周围，所有实际发生的浪漫的第三者插足故事几乎全都发生在老板、影视明星、教授、学者、官员或其他有一定地位的人周围。
如果两情久长确实岂在朝朝暮暮（注意，说这话的秦观是个男子。这种相互的安慰和照顾往往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即使是一个总体良好的婚姻制度，它也不能保证具体婚姻的幸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看出婚姻制度的建立以及它与性、感情在历史上的分离是有意义的，这不是一种男性的阴谋，更不是当时人们的愚昧。
反倒是常常得到人们的同情、欣赏甚至是赞美。任何婚姻制度都有利弊。这一群体显然更容易将性和基于性的感情当成是婚姻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东西，而忘记那些已经基本没有性爱但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因为在一个生产生活资料都主要通过体力获得，并因此大多由男子占有和支配的社会中，在一个没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干预保障离婚赡养得以切实实现的社会中，如果允许随意离婚，事实上会把一大批年老色衰的壮年、老年妇女推向经济绝境。
如果总是从基于我们的社会位置而接受的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也许关于婚姻和离婚原则的讨论就变成了我们个人的理想婚姻的讨论，而不是关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采纳的婚姻制度的讨论了。如果离婚时孩子年幼，孩子养育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从来只是部分恋人（特别是初恋者）的誓言，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很少。如果婚姻法修改不考虑这类问题，不考虑司法技术上如何实际处理这些问题，而仅仅是高唱离婚自由的原则，那么或者是造成对弱者的系统性剥夺，或者是由于种种制约（例如被离异妇女以自杀相威胁，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使离婚自由无法得到落实。
一般说来，父母更关心承继了自己基因的孩子，养育的动力也更大。当然，婚外（包括婚前）性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谴责、干预和压制，但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殃及或波及他人（经济学上称之为外在性），例如始乱终弃，例如夫妻反目等等。
在中国各地实际离婚率也不相同，例如新疆的离婚率就比北京和上海还高。我们不能仅仅凭着荷尔蒙激励出来的感觉，凭着已经某种程度意识形态化的爱情婚姻理念，凭着一些煽情的或浪漫化的文学故事，凭着本来同一定条件相联系但为了表述便利而抽象了的法律概念原则来设计婚姻制度。因此，如果一个制度要能够真正坚持离婚自由的原则，问题就不在于在法律中写入离婚自由的字样。这些古诗的流传，没有被封建社会封杀就是一个明证。
它源于性，也借助了性，但如同毛毛虫蜕化为花蝴蝶一样，它成为分配生育的社会责任、保证人类物种繁衍的一种方式，成为一种与人类生存环境有内在结构性关系的制度。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要慎重对待婚姻。
一般说来，青年男子无论在钱财上还是事业、地位上都无法同成年男子相比。养儿防老，这句俗话概括了农耕社会中多少代人的经验。
还有些研究发现，或至少大多数人还相信，离婚对孩子的教育成长也有很大问题（毒品、犯罪以及其他问题）。这些已经没有性的关系或没有基于性之爱情的关系，仍然是婚姻。